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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献忠的荒谬与变态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。一天，他突然想看女人的小脚，就命令把城里女人的脚砍下，带回宫里来慢慢欣赏。第二天，在他的园子里，女人的小脚堆成了一座山。这时候，他带着他的妃子一道去欣赏女人的小脚。欣赏了一会儿后，他忽然觉得这座山缺少一个山尖，就拔出刀把妃子的脚砍了放上去。这座脚山有了尖，张献忠乐得是前仰后合，哈哈大笑。
张献忠这些种种行为，应该说，是权力无限膨胀后的心理变态，是一种彻底的无信仰者嘴脸。一个曾经的人下之人，一个吃遍了万般苦、受尽了万般罪、历尽了万般辱的人，一旦翻了身，做了主，他的疯狂、残忍、暴戾与歹毒，就会以数万倍的能量释放出来，去获得他所谓的平衡与补偿。张献忠，无疑就是这样的人。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农民起义者，无疑都是这样的人。他们对于文明的扼杀，对于人性的摧残，一个比一个凶恶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，就在这样扼杀和摧残中步入了恶性循环，始终都没有走出这个怪圈。
虽然张献忠荡平了四川，但他一直没有收复汉中。自从三国以来，汉中就属于四川的领地。出于这样的考虑，张献忠决定收复汉中，获得一个完整的四川。但是，张献忠去收复了几次，每次都以失败告终。这时候，他疑心是成都有人通风报信，才使他在收复汉中时连连吃败仗。于是，他决定剿灭内奸。然而，他又不知道内奸是谁，更不知道他躲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。为了不漏掉内奸，张献忠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屠城。
这次大规模屠城，西方来的两传教士是亲眼目睹了的。其中一个叫安司铎的传教士这样描述道:“1645年冬11月22日，献忠先暗谴一人捏词诳报，以惑众心。谓某路敌军大队将至，须当操练兵马，以作御敌。次日，大集人马，若将赴战场一般。献忠暗将毒谋通知各营军官，饬令剿洗全城，不留一人。诡言:‘百姓等已暗通敌人，勾引大队入川，以图大举，故当剿灭此城居民。尔等各宜秘密准备，不得遗漏军情’云云。众官闻之各自回营，预备明天大屠之事。剿后即当渡河以迎敌军。”
次日，大屠杀开始。这两个西方传教士，安司铎被安排在东门的城楼上观看，利司铎被安排在城南的城楼上观看。这时候，张献忠便分别在城东和城南的空地上，开始对近二十万无辜的市民进行屠杀。安司铎这样回忆道:“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，呼号之声，惨绝心目，血流成渠，心如刀割，欲救不能。”这时候，两个传教士情词恳切、声泪俱下地请求张献忠不要再杀无辜了，但是，他俩的请求根本就没被张献忠理睬。安司铎在回忆中说:“此时被拘百姓无数，集于南门沙坝桥边，一见献忠到来，众皆跪伏于地，齐声悲哭求赦，云:‘大王万岁！大王是我等之王，我等是你百姓，我等未犯国法，何故杀无辜百姓？何故畏惧百姓？我等无军器，亦不是兵，亦不是敌，乃是守法良民，乞大王救命，赦我众无辜小民’云云。献贼之心，禽兽不如，闻如是之言，不独无哀怜之意，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。随即纵马入人群，任马乱跳乱踢，并高声狂吼:‘该死该杀之反叛！’随令军士急速动刑。冤呼痛哉！无罪百姓齐遭惨杀，终则息静无声。真是尸积成山，血流成河，逐处皆尸，河为之塞，不能行船。” 安司铎目睹完整个屠杀过程后，已是黄昏，日落西山，他不禁凄凉，几近崩溃的程度，在迷迷糊糊中漫步而回。一路上，他看见道旁死尸狼籍，血迹斑斑，其中还有没有被杀死的小孩在呻吟。于是，这位西方传教士就为小孩付圣洗，希望他的灵魂能够入天国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安司铎共付洗了12名孩子。
这两位西方传教士是来四川传授天主教义的，让他俩万万没想的是，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当着他们的面，演绎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。这是多么对立的两个世界观！在成都，这两个对立的世界观，最终是文明屈服于野蛮，是仁爱屈服于残暴，是信仰屈服于无赖，是上帝屈服于张献忠。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治，这就是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东方暴戾，这就是儒家文化浸润下的中国的流氓政权和痞子革命。
张献忠在成都的大肆屠杀，还没有解他心头之恨，紧接着又开始对四川各州市县进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。“所到之处，无论男女老幼与牲畜等类，悉行诛灭，几无遗类。”由于血腥屠杀的恐怖笼罩着全川，致使流民四逃，土地荒芜，仓廪无粮，锅釜无食。什么吃的都没有了，人就开始吃人，强者吃弱者，老者吃少者，少者吃病者，一时间，在四川这块土地上，四处都是人吃人的惨况。张献忠把四川人逼成了一匹匹饿狼，逼成了一群互相蚕食的畜生。土地荒废了，张献忠就收不到军粮，于是，他下令把杀死的人腌制成腊肉，供军队食用。这期间，成都各地到处是尸首，到处是瘟疫，一个美好的天府之国，一个富饶的成都平原，成了“万户萧疏鬼唱歌”的地方。在成都城里，一些尸体来不及掩埋，就统统扔进河里和井里。成都的两条河，全被尸体塞满，根本无法行船。成都一万多眼井，全被尸体塞满，致使成都人无处获得饮水。
杀尽了成都人，张献忠现在准备去收复汉中了。在出发前，他开始焚烧成都，甚至连他的宫殿也不放过，统统化为一片火海。他这样做的目的是，万一出征失利，不能把成都白白留给敌人。
这时候已经是清大顺三年（1646年），汉中已被清朝所统治。在出发去收复汉中的前几天，张献忠又两次杀人。一次是杀军队中的老弱病残者。他认为这些人不仅不能打仗，而且还要消耗粮食，所以就把他们全杀了。二是杀他的老婆和孩子。他说不能把老婆孩子留给清兵去杀，因此他就亲自把他们杀了。
一切如张献忠所料，他此次出征，没有能够获得胜利，在四川西充县的凤凰山，被偷袭而来的清军乱箭射死。他死的时候，才四十二岁。
成都一位知识界的老人在描述张献忠屠城后的景象时，这样说:“成都被张献忠彻底毁了。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，城内竟然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，四川省府不得不改设在保宁府（今阆中县），到顺治十六年（1659年）即献贼灭亡的十四年后，才将四川省府迁回成都。那时全川人口大约八万，十里不见人烟。成都全城居民才数十户（零散人口不计），闾巷不存，旧街难认。到处丛莽，兔走雉飞。有人在南门城墙上，一天之内看见锦江对岸先后有虎十三只相继走过。”四川原本是一个人口大省，被张献忠的屠杀和淫威，弄得几乎成了荒原。
西方传教士安司铎在回忆录中说:“锦绣蓉城顿成旷野，无人居住，一片荒凉景象，非笔舌所能形容……凡城镇村庄房屋皆纵火焚毁，而仓秉山林也遭毁灭。四乡无人迹，皆成旷野。东、西、南三方受害尤甚，唯北方独存，盖拟由此地出川也。”
就是这样一个无比残忍、暴戾、专横、野蛮的张献忠，却被我们的教科书称为“农民革命的领袖”，这真是旷世的荒谬与荒唐！
三、李自成“均田免粮”，洪秀全“无处不均匀，无处不温饱”全是假口号。要解决中国问题还须思想启蒙
中国的农民起义者，无一不是以欺骗的手段起家的。比如陈胜吴广的口号是“大楚兴，陈胜王”，张角的是“苍天当死，黄天当立”，李自成的是“均田免粮”，洪秀全的是“无处不均匀，无处不温饱”宋江等人的是“替天行道”……这些口号，实在是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蛊惑性，因此，农民起义能够在一段时间里迅速成气候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但是，他们揭竿而起后，尤其是得到天下后，就个个都变得像张献忠一样，在无限膨胀的权力下失去了方向，迷失了自我，因而就歇斯底里地变起态来，大肆滥杀无辜，草管任命，为所欲为。
这是中国农民起义的悲哀，更是中国文化的悲哀。
一个以专制政治为体系的集团，一个以小农经济为要害的群体，一个把儒家文化奉为神灵的民族，在他当道后，就必然加倍地蹂躏中国，奴化人民，强化自己的权威。中国的历史，就是这样走过来的，无一改变，更无一例外。
在这样的时候，依靠农民起义的力量是解决不了中国的根本问题的，只有依靠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，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历史状况。但是，几千年来，我们总是闭关自守，妄自尊大，以为自己才是世界文明的先锋，因此，我们的祖先总是把外国人称为蛮夷。殊不知，我们的每一次所谓的起义和革命，都是以国力衰退、经济凋敝、人口减少为代价的。
在这样的状况下，张献忠们的暴戾，就成了必然，想躲都躲不开，无数人的人头，想不落地都不行。中国的历史，就是这样用无数人的血把它染红的；中国的文明，就是这样以无数白骨把它支撑起来的。启良先生在《中国文明史》中说:“如果从历史评价的角度看，农民起义与中国历史的发展，其意义又是负面胜于正面。因为它不是将社会引向前进，而只是使历史在周期动荡中轮转。甚至可以说，在中国文明模式里，农民斗争之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统治得以维护的一种手段。”
正是因为这样，中国的大地上才出现了一次次血肉横飞的大屠杀。鲁迅因此说:“我觉得革命以前，我是做奴隶，革命以后不久，就受了奴隶的骗，变成立他们的奴隶了。”
让人感到一点庆幸和欣慰的是，张献忠死了近三百年后，西方启蒙思想家们的平等、自由和民主等思想，终于进入中国，唤醒了沉睡千年的中国人。
2004年10月12日于弄月斋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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